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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其真 | 26th Jan 2018 | 一般 | (385 Reads)

      前言: 自從去年年初檢查身體得知自己因為血糖高需吃藥, 並遵醫生的囑咐要多運動和走路,因此我把以前寫文章的時間,全部用在走路上了。我把以前寫的文章放上博客以後,再也沒有坐下來寫過一篇文章。最後那一篇文章是2017410日上的博客。

      今天早晨起床以後突然心血來潮地,想自己必須將這一刻的感受,所思所想記錄下了。當然,由於將近一年時間沒有執筆,所以在重新執筆這一刻,難免有一種生疏感,但想寫文章心切的心情還是幫我克服了我的生疏感。以下這篇文章是在一氣呵成的情況下寫成的。全文如下:

      2018124日下午接近4時,第十二屆政協常委會第二十四次會議在北京政協大禮堂,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先生宣佈閉幕。在那一刻,我知道我長達25年全國政協委員的生涯正式結束了。

      其實,由於自己的年齡超過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年齡限,所以我早在5年前,已作好了自己將退下全國政協常務委員會的思想準備。5年前當我收到邀請,繼續擔任十二屆政協委員時,我已經知道這將是我在全國政協大家庭中的最後5年。在過去5年中,我曾經多次想像在離開政協這個大家庭時,我內心的感觸會是怎麼樣?大概由於我早有思想準備,所以在俞正聲主席宣佈散會之時,我的心情是非常的平和。

      回憶自己的一生,我一直認為上天對我真的太好了。事關我出生在一個相對富裕的家庭,生長在良好的社會風氣,度過了無憂無慮的小學、中學和大學的學生生涯。直到1965年在工作中,我受到了一些挫折,在一氣之下來到了香港。然而,由於除了我當時不懂廣東話、沒有學過英文外,我的大學文憑除了在中國內地,沒有任何國家和地區承認我的學歷,因此我陷入了從来沒有經歷過的痛苦之中。當時,本能告訴我,我已經回不到內地去了,我身後根本沒有退路。但是本能還告訴我,我還很年輕,只要我積極上進我一定會有前途的。從此,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为了生存,我必须在短时间里学会了广东话和英语。果然上天不负有心人,我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学会了广东话、英语和法语。当然,直到今天,我的英语和法语远不能称精通,但和人沟通却完全是不成问题的。令我想不到的是我来到香港不到一年,中国内地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更令我庆幸的是我因此逃过了文革10年的浩劫。

      三年後的1968年,我在充滿怨氣的情況下來到澳門的。當然我萬萬想不到的是,50年以後,我還在澳門居住。而且澳門竟然會成為我一生中最熱愛的城市。澳門這個地方不但成就了我的事業。並成了我落實了我人生規劃20年從商、20年從政的願望的地方。並且我在澳門也正在展開並繼續落實我最後20年的從善事業。

      回想我初到澳門時,由於澳門落後和貧窮,我真的是想一走了之。但我在巴黎居住的15個月中,因為要養活自己,而勤工儉學。因此學習和工作都給我帶來了巨大的壓力。在長期缺少睡眠的情況下,積勞成疾而最終昏到在位於巴黎的中國飯店玉泉樓的收銀臺上。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被迫回到了香港。當時,由於我父親辦的企業不大,而我的兄長已從美國回港在公司任職,所以我父親將我派遣來澳門工作。初到澳門之時,我不但厭惡澳門的環境,還心中時時充滿父親偏愛兄長的怨氣。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我是可以回到巴黎繼續生活的。但是我的直覺再次告訴我,我回巴黎要養活自己的話,我必須像在那年代在法國的中國人,一輩子在中國飯店打工,有了一些積蓄後,開個飯店了此一生。我曾經在巴黎的中國飯店打過工,我也相信靠自己辛勤勞動而得來的一切都是神聖的。但是我不甘心我要一輩子在飯店打工或者守著一間小飯店過上一生。在經過劇烈的思想鬥爭後,在前面無路和後面又無退路的情況下,我決定咬緊牙關在澳門要闖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澳門的第一年整頓公司和學會葡萄牙語成了我的首要任務。我認識到,為了自己能在澳門生存下去,我必須在澳門要把公司辦大辦成功。我也必須和澳葡政府有暢通的交往。為此,我必須在短時間內,學會講葡萄牙語。在那年代,多數在澳門的中國人幾乎都不會講葡萄牙語,他們和澳葡政府官員的溝通一般都要通過在澳門土生土長的葡萄牙人的傳話。我認為要真正的交朋友,通過第三者傳話是我不能認同的。因此,在我的堅持和努力下,在不到一年時間裡,我把虧本並接近倒閉的公司拉到了生產基本正常的軌道上了。並且我也基本上學會了用葡萄牙文和澳門各級官員溝通和交朋友了。在澳門回歸祖國的1999年,和我在出任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之時,我主持的公司已成為澳門最多僱員的企業,並且在澳門成了最大的生產和最大的出入口企業。

      在澳門第一次有立法會的1976年起,我就被選進了立法會當了立法議員,但可能那時我們公司正處在迅速發展的過程中,我沒有真正地花全部精力和時間在立法會的工作中。當時我可算是一位盡職的議員,可是我對法律起草工作還是沒有很大的興趣。自從1989年到1993年我擔任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員期間,我的公司雖然還在穩步發展中,但公司各部門的員工都已趨成熟,他們都能獨立自主地處理部門事務。因此我也開始不需要花太多精力和時間在公司業務和管理上。這讓我可以全心投入基本法起草的工作。在此期間,我對法律和法律起草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而我對法律和法律起草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更為我在澳門回歸祖國時被選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在任澳門特别行政區立法會主席的10年期間,特別是2006年生了一場大病以後,我認真地思考了和規劃了我的人生三個重要階段。

      在規劃的同時,我發現了,從我於1968年下半年來到澳門。我真正開始工作由1969年算起,到2009年我完成10年立法會主席任期,剛好是40年。我想在這40年的人生中,我可把它分為兩個20年,那就是我從商和從政的兩個階段。

      那就是1969年到1989年的20年,我全心投入到商業活動中,我可把它稱那就是20年『從商』階段。而從1989年起草基本法開始,我在1998年被委任為澳門特别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副主任,到2009年我任立法會主席10年後又正好是20年。而在這20年中我逐漸淡出商業活動,而最終在任立法會主席那10年完全停止商業活動和管理企業工作。因此我可把這20年稱為『從政』階段。當時我已經決定我做完十年立法會主席後,我必須要規劃我的第320年。由於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嚮往著有朝一日可以從事慈善事業,但是我在之前一直沒有時間和精力做慈善工作。因此我決定在10年立法會主席任期滿後,趁自己身體狀況尚佳、並有能力做慈善的時候,我最後的20年要從事慈善工作。也因此我提前在2008年夏天宣佈,當我在任期滿10年那一天起,我會退下立法會主席的位置。為實現我最後的20年而奮鬥。我的慈善工作始於20091016日,到今天為止我已走了整整的8年有餘,而且我們也略有所成。我非常希望上蒼能讓我如願以償地完成我20年『從善』的心願。

     回顧自己的一生,我真的感到自己特別的幸運。我曾經得到過很多殊榮。我拿到分別來自葡萄牙總統、法國總統和澳門回歸前後的8枚勳章。最令我感到欣慰的是,我於2003年獲得澳門特别行政區的最高榮譽大蓮花勳章。在我接受這枚勳章時,我充分感到國家和澳門對我的肯定。也因此我立志,我必須義不容辭地為普羅大眾服務到我生命的最後一刻。

      其實,在擔任全國政協委員的25年中,和澳門立法會主席的10年期間,我從未曾用過我所擔任的職務為我自己謀過一絲一毫的私利。就我在任職澳門特别行政區立法會主席10年期間中,我除了和時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先生談立法會工作上的事務外,從未提及過我的生意,也並無踏足於任何司長的辦公室。因為我認為這是國家和老百姓給我們為人民服務的機會,也是對我的肯定、更是我的光榮。因此我覺得我們不應該沾污這些神聖的職務。當然在我們周圍,我也曾發現有些人經常利用他們的神聖職位而去謀他們的私利。我對那些人從內心感到特别的鄙視。因為我認為,我們即使沒有這些職務,我們憑我們的智慧和努力也可以將我們的工作做好。常言道,機會永遠是等著有心人的。只要我們努力的話,我們一定能把事情做得最好。

     自從從事慈善事業的8年有餘的時間裡,我們澳門同濟慈善會從未向政府和澳門基金會拿過一分一毫。在我的好朋友們的幫助和支持下,我們澳門同濟慈善會誠誠懇懇地並實實在在地做了好多的事情。從2010年起,我們從零開始至今已培養了80多名中葡法律雙語人才,其中已有超過一半的學生拿到了碩士學位。我們在中國內地的辦事處做的慈善,已覆蓋了20多個省份,最近我們在中國內地的幼兒教育更被業內人士所肯定。而我們設在澳門的老年活動中心也很受歡迎。我之所以培養的中葡法律雙語高端人才,和辦幼兒教育就是為了薪火相傳,令我們的明天更美好。當然,我不可能認識由我們辦的每一個受惠的幼兒,但我熟悉我們澳門同濟的每一個中葡雙語人才,他們個個都很優秀,他們每一個都必定會繼承我『與人為善』的理念,並將我的理念發揚光大。他們必定會是我的驕傲。

      當然,我對全國政協的大家庭和澳門立法會的感情是深的,畢竟我在這兩個機構分別度過了25年和10年。但是因為我從未利用這些職位謀過任何私利,所以我認為我們只要做符合邏輯的事情,加上我們的努力和克服在過程中出現困難的決心,那麼我們做任何事情都一定會成功的,因為我相信人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我早就已經想通了,自己年齡大了,是應該把位置讓給年輕人了,只有這樣社會才會進步。再說,我在人生目標中的最後20年的『從善』階段尚未完成,所以我不能、也不該糾結在這些名銜和榮譽稱號上了。

      所以我在結束25年全國政協委員生涯的心情,和當年退下10年立法會主席的位置時一樣,都是抱著非常平靜心態的。

 

曹其真寫於20181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