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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其真 | 11th Apr 2010 | 評論 | (2131 Reads)

       澳門在1999年12月20日回歸前的過渡時期存在很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其中公務員本地化問題是比較突出的。當時在政府任職的中高級公務員大多是由葡萄牙聘請來的。在澳門法律界從事法律工作的人員也基本上來自葡萄牙。當然在當時的澳門立法會也不例外,所有的法律顧問全部是從葡萄牙聘請來的。儘管從葡萄牙來澳門工作的法律顧問的法律專業知識都很不錯,但由於他們不懂中文,所以長期以來,澳門過渡時期的法律、法令的中文本都是從葡萄牙文本翻譯而成。

     僅以立法會的情況為例,當時立法會所制定的法律全部以葡文為主,法律的中文本全部是由葡萄牙文翻譯而成。但由於翻譯人員全部不是懂法律的專業人士,因此翻譯法律檔時是依靠任職“文案”的人員將翻譯員已翻好的檔“逐字潤色”而成。不過由於“文案”既不懂法律也不懂葡文,因此他們無法真正理解原文的意思,而只能從翻譯文本中的字面意義來理解和猜測葡文的原意。所謂“逐字潤色”的意思也只是盡量地將文章改得通順些,其中的法律術語和文章整體的用語往往很不協調(在此我要特別指出的是我們的翻譯和文案人員都是很盡責的,這裡所指的不協調情況責任並不在他們,而是整個工作制度安排上出了問題)。也正因為如此,回歸前翻譯成中文的法律,包括立法會撰寫的委員會意見書,很多時連中國人都難以看懂。我本人從來沒正式學過葡文,雖然是能講和能看葡文,但閱讀葡文的能力遠沒有閱讀中文的能力強,但為了正確理解法律條文的意思,我情願放棄中文翻譯文本而選擇閱讀葡文文本。我們不難想像這種情況是多麼地令不懂葡文,在澳門居民中佔絕大都數的中國人所厭惡。但是這個問題即使是在中文被確定為官方語言後的澳門後過渡期,也沒有得到解決。

     澳門立法會在回歸前夕,為配合解決公務員本地化的問題,聘用了四位北京大學法律系的畢業生。他們在澳門大學修讀了適應澳門法律的課程,並學習了基礎的葡萄牙文。但是在回歸前的立法會中,他們從來沒有真正獲派工作任務。我記得當時其中一位名為劉德學的年輕人,經常出席在立法會本人任委員的委員會會議。但他總是不聲不響的坐在一旁。我好幾次問他在立法會究竟是幹什麼的?為什麼年紀輕輕什麼也不做?他每次都是以“苦笑”作答。我雖心中納悶,但由於我只是普通的議員,立法會的行政和人事安排都和我無關,也輪不到我管,所以也不便多管多問。

     為準備回歸時的必備法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在回歸前提前成立,並開展工作。我在提前工作時被選為第一屆立法會主席。當時從原來的澳葡立法會秘書處抽調了14位工作人員協助我們工作。在那14位工作人員中有兩位和劉德學一樣是北京大學法律系的畢業生,他們的名字是李寒霖和鄭偉。到那時我才知道,在立法會包括劉德學總共有四位沒有明確獲分派工作的法律技術員。他們中的另一位名叫孫同鵬。我當時對這個情況很是反感,我覺得請了人不用既可惜又浪費公帑,更加覺得讓這些年輕人白白浪費青春,對他們既不公平也不應該。但當時為了趕工應付回歸需要的工作,也就沒有多考慮他們的問題。在和他們相處的幾個月中,我發現他們不但法律基礎紮實,而且他們的中文程度也特別好。

     回歸初期立法會工作面臨著很多困難。但對我來說,其中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用中葡雙語立法問題。我認為在中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作為立法會主席的我絕對不能容忍也不能接受,由立法會制定的法律和法律意見書中的中文,差得連中國人也看不懂。對我來說,立法會制定的法律至少是中文和葡文都是通順和專業的。當然我對用葡文立法一點也不擔心,但當時令我十分苦惱的是,怎樣解決中文立法中出現的問題。我心中既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案,也沒有足夠的能同時懂雙語和法律的人才。我唯一能想到的是,怎樣盡快讓我們那四位被閒置著的法律技術員發揮作用。我深信憑他們的專業知識和中文水準,只要我們重視他們、精心培養他們,並給他們機會發揮他們的才能,他們一定可以成為第一批澳門急需的雙語立法人才。

     為此,我首先重組了立法會的秘書處,重新建立立法會檔案。將立法會中的行政和法律部門分開,秘書長管理行政財務等工作,將法律輔助部門撥歸主席辦公室由我自己管理。我將四名中國法律技術員和四名葡國顧問分成四組,每組是一位葡籍顧問和一名中國法律技術員,另配一名翻譯人員。他們每一組的每一項工作都由我直接分配。我從那時起,在十年中親自跟進每組的工作。十年來立法會中的每一份中葡文文件我都會過目。發現問題我會及時召集顧問組開會,共商解決辦法。我督促四名中國法律技術員努力學習,並要求他們在最短時間內掌握葡萄牙語。因為我認為,澳門法律源自葡萄牙法律體系,並且基本法規定,澳門原有法律將在不牴觸基本法的情況下過渡為特別行政區的法律,因而要真正理解我們法律中的邏輯和原則精神,其首要條件是看懂看透原有法律,只有在看懂看透的基礎上,我們才能對在澳門實施的法律進行系統性的整理、研究、改革、修改和制定。換言之,為推行並強化雙語立法,我們必須首先培養雙語法律人才。

     社會上有些人反對在回歸後的澳門還要強調學葡萄牙文。有的甚至說可以將所有的葡萄牙法律工作者趕回葡萄牙。本人對此持有不同的意見。我認為在法律領域,我們必須掌握及利用好葡萄牙文作為理解法律的工具。其最終目標是為了在澳門實現中文立法,並維護澳門法律體系的和諧和發展。我對我們那四位法律技術員的要求是,他們能看懂葡文並能與葡國顧問溝通。我對每個組的要求是,對於議員就澳門法律制定、修改的討論過程中得出的結論,必須融會貫通地分別用中葡雙語書寫成文。我相信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的雙語立法才有成功的希望。因為真正的雙語立法必須排除由一種文字的條文生硬地逐字翻譯成另一種文字的做法,特別是在中文和葡文的文法上較難相容,很難通過翻譯直接加以轉換的情況下更要求如此。另一方面,雙語立法也必然要求同時保持用兩種文字書寫的質量。其實在這方面我並不擔心,因為我們的四位技術員的中文水準都相當高,但由於他們來自北京,在開始時,他們無論在思維上、生活習慣上和對社會的瞭解上都和澳門人有些脫節,所以我非常關心他們深入瞭解來自不同界別議員的思維方式、澳門社會實際情況和令他們接受世界不同文化和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問題。十年中我不斷鼓勵和安排他們去世界各地參加各種法律專題研討會,並送往葡國接受葡文和法律起草的培訓。

     十年過去了,我們的顧問團也成長了。現在他們每一位都已是獨當一面的雙語法律人才。立法會中葡藉的或來自中國大陸的(他們早就已經由技術員升任為法律顧問了)法律顧問都獲得議員的好評和信任。立法會撰寫的法律檔,無論是中文的或葡文的,也基本上通順易懂。當然對於有些歷史遺留的問題,單靠立法會是無法解決的。譬如在回歸前翻譯的很多法律,包括最重要的五大法典,仍存在著很多不足和法律用語的不精確甚至錯用之處。過去十年我們在制定或修改法律時,即使發現問題還是只能繼續引用,因為如果要修改的話,我們必須從五大法典開始作修改,否則我們法律的一致性將遭受破壞。就我個人來說,我一直有一個重新翻譯五大法典的心願,但這是一項巨大的工程,必須有足夠的雙語法律人才和政府下很大的決心才能實現。所以說,澳門真正的做到完美的雙語立法依然任重道遠,而如何在現有法律人力資源的基礎上,盡快解決當前法律領域中所存在的各種問題,妥善應對社會急速發展對法律改革所提出的訴求,更是一項時不我待的急迫任務,還需我們大家繼續不斷努力。

     以上我表達的雖然都是屬於我個人的觀點,但是這些觀點並不是憑空想像而得,它們都是源自我任十年立法會主席的工作總結。我的目的是希望我的經驗和體會能為後人起一些拋磚引玉的參考作用。

       曹其真寫於2010年4月10日


[1]

我習慣睡前上網,剛看了您的博文,睡意減了一半,所以想提出一些個人意見後方找"周公"。

其實五大法典是在回歸前3年內相繼出台的,翻譯水平、準確度和行文用語相對其他法律是很好的。所以,我個人認為,由於翻譯人材現時有限,最好先整理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的法律中文本為佳,因為有些真的如您所說,看了真的令人叫苦連天,更可怕的是,中葡文意思有時是不同的。


[引用] | 作者 一嚿雲 | 11th Apr 2010 | [舉報垃圾留言]

[2] 出於善意

呵呵 既是獨當一面的雙語人才 現在是否無須借助翻譯一起開會啦? 事實是這樣嗎? 好像不是吧
另外 您對立法會自己制定的法律要求也不是很高嘛 只是"基本上通順易懂"而已


[引用] | 作者 思潮 | 13th Apr 2010 | [舉報垃圾留言]

[3] 和以前的確有所不同

回歸前的法律意見書 主要是以葡文起草 動輒幾十頁 以前的專家都是葡國的資深的法律專家 他們的意見書專業性很強 有很多的法學理論和分析 當然很多人甚至議員都看不懂 不過當時立法會裡議員有不少是來自法律界的人士

回歸以後 原來的那些法律專家都回國了 現在的法律顧問所寫的意見書大多數都沒有甚麼專業理論和分析 更像是會議記錄 主要的內容就是把議員們的意見匯總一下而己


[引用] | 作者 魚精 | 13th Apr 2010 | [舉報垃圾留言]

[4]

思潮網友,謝謝你在留言時冠以"出於善意"四字。我想“獨當一面”的意思並非“一腳踢”。那幾位雙語顧問並非兼任翻譯。他們的工作並非代替翻譯。他們和翻譯各有不同的工作任務。回歸前立法會沒有懂雙語而以中文為母語的顧問,所以以前立法會通過的法律文本和委員會的意見書由葡藉法律界議員或法律顧問撰寫葡文後,翻成中文再由立法會文案逐字潤色而成。文本是否符合用中文書寫法律要求的要求就無法鑑別。現在的文本是在每一組中葡顧問加翻譯人員一起討論而引成。各人的作用還是重要的,培養雙語立法和人才,目的是用正確的法律文字書寫中文法律文本。並非培養法律翻譯專門的人才。這兩者之間是有差別的。另外,我稱現在立法會的文本基本通順易懂,也非因為要求低,相信老百姓要求的本來就是通順易懂的東西。我加上基本兩字是因為我在文章中已說明,由於我們回歸前的法律翻譯辦公室用了一些詞彙在某些法律可能對但在某些法律上未必適當。這也是每種文字上都同義詞的問題,但是由於回歸前的法律詞彙規定得很死,大部分的法律在翻譯時都有出現不適當的詞彙,所以造成人們看不懂或難以理解的情況。我們在碰到這樣的問題時,明知有問題也無法修改那些錯用的詞彙。因為如果我們只在一個作出修改的話,將會造成澳門現有法律中用辭不統一,從而造成法律體系混亂的情況。也正因為這樣我才有一個重新翻譯五大法典的夢想。因為五大法典是澳門法律的主桿和基礎。現在在立法會的幾位雙語顧問是有能力對五大法典進行翻譯的,可惜的是這並不在他們工作範圍內。


[引用] | 作者 曹其真 | 13th Apr 2010 | [舉報垃圾留言]

[5]

謝謝您的回覆
完美的雙語立法是您的願望 請問這個"完美的"是甚麼定義 不應該只是"通順易懂"吧


[引用] | 作者 思潮 | 13th Apr 2010 | [舉報垃圾留言]

[6]

思潮網友,你說的一點也沒錯。我的確是一個追求完美的理想主義者。我也知道我一生中從來沒有一件事做到真正的我心目中追求的完完美美。但是作為一種理想,希望把每一件事都能做得更好,追求完美是改進的最好動力。至於說文章是否“完美”的標準不一,對我來說劈開文章的主要思想不說,最好的文章是,文章本身通順易懂,用字簡易樸素。不通順不易懂的文章是不可能算好的文章的。有些人可能看法不同,喜歡咬文嚼字,最好別人看時必須翻字典才能明白真正意思。我想每個人的看法必須獲得尊重。


[引用] | 作者 曹其真 | 13th Apr 2010 | [舉報垃圾留言]

[7]

魚精網友,立法會的葡國顧問在回歸後的十年很穩定,基本上沒有出現變動,還是那批專家。目前立法會委員會的意見書是葡國顧問和中國顧問一同研究後寫的。委員會寫意見書的主要目的是要反映法案討論過程中議會立法時的原意,幫助政府在執法時或法官審理案件時對立法原意和精神的正確理解。因此真實記錄議員的立法意向在我個人看來是必要的。其實在每份意見書中如有必要時,法律顧問都會將一些法律見解寫在其中。當然如果你認為現在的法律顧問在撰寫意見書時在哪些地方還需改進的話,希望能提出你的寶貴意見。我雖已離開主席位置但我相信議員和顧問還是會虛心聽取的。
曹其真

susanachou
[引用] | 作者 susanachou | 13th Apr 2010 | [舉報垃圾留言]

[8]

魯迅先生曾說:翻譯不亞於創作!

也許立法會的法律顧問懂中葡語,但是否有能力重新翻譯五大法典,我有保留!

翻譯是一門專門學問,講求「信、達、雅」,而法律翻譯不像文學翻譯,翻譯用詞所受的限制較大。也許由一個懂葡語和華語的法律人草擬中、葡文法律,將較由他翻譯別人的葡文法律文本為易!


[引用] | 作者 一嚿雲 | 13th Apr 2010 | [舉報垃圾留言]

[9]

一嚿雲心中有個結:為什麼回歸後仍要同時用葡語立法?

我深知這是一個國際承諾,載於中葡聯合聲明內,也體現在基本法內;但這一切是否不可改變?難道澳門永遠都要同時用葡語立法?

澳門有多少葡國人?有多少長期定居澳門的葡國人?澳門是國際城市,如從保障人的角度而言,那實不必要同時以葡語立法,因為在澳門居住而懂英語但不懂中文及葡文的外國人數字遠超過葡國人!

如從維護中葡友誼而言,也不一定要用葡語立法,還有很多渠道。

同時用葡語立法真的沒有「實用」(勿誤會不是說粗口),反而拖慢澳門的立法工作進度。

再者,一日用葡語,一嚿雲腦海中總揮不去曾為「二等公民」的陰影!


[引用] | 作者 一嚿雲 | 13th Apr 2010 | [舉報垃圾留言]

[10] 回應思潮

关于思潮网友对"完美"双语立法的定義不應該只是"通順易懂"的疑问与见解,谈一点不成熟的个人看法和意见,以作回应。
我在这里不会,也无力对什么是“完美”的双语立法给出自己的答案,对此可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评价标准,基于这些不同的标准,可能得出各种不同的,有时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但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对于一个定义的核心内涵,大家经过坦诚的、公开的对话和讨论,是可以得出一个较为起码的共识性结论。

具体而言,对所谓的完美双语立法,我想起码应该达到这样的要求,即同时用两种语言——中文和葡文,准确表达出立法者在法律文本中想要表达的思想,两种正式文本之间能够保持较为完美的对应性,无论是对何种文本作出解释,都能得出同一的立法思想。完美的双语立法要求最大限度地避免和消除两种文本之间所可能引起的歧义、不一致甚至是冲突、矛盾;每一种文本都能为以其为母语的法律适用对象所易于理解,等等。当然,这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应然追求。由于不同语言之间所存在的差异性,要想真正实现完美的双语立法,需要立法者付出非常艰辛巨大的劳动和投入,需要有能够通晓两种语言的立法人才提供技术上的支援。事实上,由于中文和葡文两种语言之间在语法以及表达逻辑上存在着较大差异,实现完美的双语立法始终充满着困难和挑战。

至于网友提到完美的双语立法不应该只是“通顺易懂”,言外之意,“通顺易懂”也不算什么高标准。但我认为,这一要求看似平淡,却并非容易达到。立法通顺易懂固然可以说是一种起码要求,但何尝又不能说是一种很高的要求呢?记得当年拿破仑在制定法国民法典时,曾孜孜以求地要让他的民法典能为妇孺皆知,他所追求的恰恰是法典的通俗易懂,为此他也不无自豪地宣称,“我真正的光荣并非打了40次胜仗,滑铁卢一战抹去了关于这一切的记忆。但是有一样东西是不会被人忘记的,它将永垂不朽——那就是我的《民法典》。”法国民法典能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它的通顺易懂可以说功不可没。

当然,我们也不能把《法国民法典》在大陆法系的深远影响简单归结为语言与行文的通顺易懂,因为采用了高度抽象的立法技术的《德国民法典》对后世的民法典的影响也同样深远。立法者并未刻意追求法律的通俗易懂,甚至可以说是是为专家立法,从而不容易为普通百姓所理解。尽管如此,它的影响也历经百余年的适用而长盛不衰。

但我个人认为,相比较而言,在能够保持法律的专业表达的前提下,尽量做到法律的通俗易懂,将是非常必要和有益的,因为法律规范既要为所有的法律适用对象提供明确具体的行为规范,也要为法官解决纠纷、裁决具体案件提供明确的裁判性规范。如果法律难以理解,必然会增加实施法律的社会成本,无论是对于当事人也好,还是对于法官也好,都是如此;进而言之,如果法律晦涩难懂,或者是充满歧义,很可能本身就会直接引起不必要的纷争,减损法律的效力和社会效果等等。其实,法律规范所具有普遍性、具体性、明确性等特征,本质上已经直接要求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必须是“通俗易懂”的,但对立法者而言,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却是耗神费力之事。

当然理论上而言,在法律的专业表达和“通俗易懂”之间存在着永远的张力和紧张关系,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孰轻孰重,如何兼顾,对此取决于立法者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和立法政策选择。如何能实现两者的较佳平衡和完美结合,既需要每一个法律人的艰辛思索和不懈努力,也是对立法者智慧和能力的考验和挑战。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个变化着的且充满歧义的表达工具。


[引用] | 作者 沉思 | 14th Apr 2010 | [舉報垃圾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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