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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其真 | 12th May 2014 | 生活點滴 | (350 Reads)

      自從20091016日離開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後,我雖然基本上已經不再踏入立法會大樓,但是我和在我手下曾經工作過的立法會員工們,還是會根據在我離開立法會時的約定,每年聚餐兩次。由於我和他們平時的工作都太忙,所以大家在平時都可說是很難見上面的。也為此,大家都非常珍惜我們的見面的機會。除了有特殊原因而不能出席的同事外,其他的同事都會出席。在聚餐時,我和那些老部下們也都談笑自如,我們之間非但沒有一絲生疏的感覺,而且好像我們是從來沒有分開過似的。而每次當我看到那麼多舊時的部下時,內心總會泛起一陣陣對他們的既溫馨又感恩的情意。令我覺得特別奇怪的是,雖說我已離開立法會超過了4年半之久,我對他們每一個都還是那麼熟悉,也還都保持著非常親切的感覺。令我非常欣慰的是,當他們看到我的時候,也都顯得特別的高興。

      我的舊部下們,都要求我抽空回立法會探望他們。其實,在我的心中又何嘗不想常常回到,曾經工作十年之久的立法會大樓!因為在這幢大樓裡,除了有和我朝夕相處長達十年的員工外,還有時常令我懷念的每一桌、一椅和每一個角落。不過,我覺得一個機構、企業退下來的領導,是不適宜經常回到原來工作的單位的。因為在我看來,所謂退的話,就要退得乾淨利索,絕對不能拖泥帶水,流連忘返。因為回到原來自己曾領導的單位,肯定會碰見一些曾和自己一起工作過的同事,並和他們聊天。在聊天中是難免談到工作上的事情。

人非草木,所以也難免產生對在任領導的工作方法持有不同的意見。在這種情況下,如果說出自己不同的想法,那麼就會有指手劃腳、多管閒事的嫌疑,也會引起在任的領導的不快和尷尬。但如果不能把自己真實的感受說出來的話,那就會令自己感到很不痛快。也因此我採取乾脆不踏足立法會大樓內的做法。

      最近,由於我的工作比較忙,所以我和在澳的同濟仝仁及學生都久未相聚。因此,我趁出差回澳的第二天,也即是復活節長假期開始的那一天,聚集同濟仝仁和同濟學生共晉午餐。由於同濟學生都是修讀法律課程的,所以我早已向已在澳門的八位同濟學生,介紹了和與我一起工作長達十年的4位北大博士鄭偉、李寒霖、孫同鵬和劉德學。我的內心非常希望同濟的學生們,除了能從他們四位身上學到立法知識及技巧外,也能學到一些他們從課本上,無法學到的做人做事態度。因為在十年和他們相處過程中,我對他們四位的人品都很了解,對他們的學識也非常的欣賞。因此,在那天的聚會中他們四位立法會的顧問也是被邀之列。可惜的是李寒霖、孫同鵬因早已有安排,所以未能赴約。這次是五位即將在今年於澳門大學法律系畢業,並將於今年夏天赴葡的同濟大家庭中的新成員,第一次見鄭偉和劉德學。在吃飯的餐桌上,同濟的孩子們基本上都沒有開口說話,因此基本上都是我、鄭偉和劉德學三個人的對話。其實這對我來說並不奇怪,因為在十五年前,鄭偉等和我在一起時,也是不敢隨便說話的。而我在和孩子們年齡相仿的時候,在和父母親及他們的朋友一起吃飯時,我更是很少插嘴的。

      那天鄭偉、劉德學在和我交談時,不斷的提起我們在那十年中共事的情況。說老實話,在那十年中,除了立法會的正、副秘書長和主席辦公室的工作人員以外,我和立法會顧問團的成員的相處是最多的。特別和那四位由中國內地引入的法律博士的接觸更是特別頻繁的。因為我雖然在1976年澳門有史以來第一屆立法會成立時,已經進入立法會當議員,但是澳葡時期的立法會是以葡萄牙語立法為主,那時中文不是官方語言,很多法律文本也根本沒有中文翻譯本。而供立法會不懂葡萄牙文的議員閱讀的中文翻譯本也是錯漏百出。記得有一年施政方針辯論時,我發現其中有一段話提到了澳門的糖果廠。當時我心中感到很奇怪。因為我不知道澳門有糖果廠,而且也從來沒聽說過。由於好奇,我對照了中、葡文本。這時我才發現,原來翻譯人員誤把製衣廠翻譯成了糖果廠。因為在葡語中製衣和糖果這兩個字是非常接近的。這樣的事例聽來有些笑話,但實際上類似這樣的錯誤在那個年代是不足為奇的。

      1992年起,中文在澳門成為官方語言後,澳葡政府對中文的重視程度相對加強了。因此上述的錯誤情況也相對減少。但總的來說,中文的法律翻譯本還是令中國人很難看得懂。1999年在澳門特別行政區成立,和我被選為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這一刻起,我心中就不斷地琢磨著,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主席,我不能再任由這種情況繼續下去。因此我為自己訂立的首要任務是,在保證葡文立法水平不降低的情況下,還要保證由立法會所通過的法律中文文本和委員會討論的意見書中文版寫得通暢和漂亮。當然這對我來說,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和難度非常大的工作。因為我第一不是唸法律出身的;第二我的葡語並沒有受過正規的訓練,雖然用葡文和人交流的口語還算可以,但如果說真正的要深入理解用葡語書寫的法律條文還是有很大難度的;第三我從1965年起,幾乎沒有真正用中文寫過任何的文章,因此,我對用中文書寫普通的文章都很生疏,當然就更不用說是用中文寫法律條文,或編寫立法會委員會的意見書。但是為了我們國家和人民的尊嚴,我暗自立誓,即使難度再大,我也必須在我任期內盡量把這項工作做得最好。

      但我環顧四周,我發現要順利完成這項工作,我能依靠的就是我身邊的那四位來自北京大學的博士生。當然在當時,連我自己都沒有想到,我會在立法會主席的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年。因為澳門特別行政區第一屆立法會的大部分議員,是由澳葡立法會過渡而來的,因此任期僅得兩年。而從第二屆開始的每一屆任期是四年。所以從回歸那一刻起,我內心想我可能會在第一屆結束時,能在第二屆連任。但兩屆加起來的時間也僅只六年,而我對在六年時間內將這項工作做出一些成績是沒有太大的信心。因為這些都是前人從未做過的工作。

      為了不浪費時間,我馬上著手重組立法會顧問團。並把顧問團從秘書處中抽調出來,改為直屬主席辦公室,並由我親自領導。我將顧問團分成四個工作組,每一組都是由一位葡國顧問、一位由北大來的博士生和一名翻譯員組成。在剛開始時,四位由北大來的博士生都不懂葡語,所以他們和葡國顧問之間的溝通只能通過翻譯人員。為了提高工作效率和質量,我要求他們在最短的時間裡學會葡語。我的要求是,他們的葡語水平,除了能和葡國顧問溝通外,也必須達到能充分理解用葡萄牙語書寫的法律文本。當然我心裡清楚明白,他們四位都是從內地移居澳門不久的外地人,他們在當時對澳門的一切都還很不熟悉的情況下,我除了要求他們改變北方的生活習慣,而且還要他們在最短的時間裡融入澳門社會,並且要儘快地贏得議員們、葡國顧問和立法會的員工的信任,對他們是非常困難的事情。另外,我對他們的中文書寫的要求也極為嚴格。並且我還要求他們在學語言的同時,學習歐洲的文化並用歐洲人的思維去理解,立法者們在制定法律時的思路。其實我內心知道,他們承受的壓力是巨大的。但是為了將立法會的中文立法工作做好,我不得不這麼做,因為我不能容忍他們“失敗”,更是不准自己以“失敗”而告終。今天令我欣慰的是,雖然我不能說我們做得很成功,但是我們至少是為澳門中文立法的工作打下了紥實的基礎。

      在那十年期間,在工作中我像一個難以捉摸、脾氣暴躁、常常罵人的BOSS,但在工餘時我又像一個非常關心弟弟妹妹的大姐姐。我們就這樣在一起度過了難忘的十年。十年中我們嚐盡了甜酸苦辣的滋味。不過最寶貴的是,他們不但沒有令我失望,而且在十年時間裡,我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不但是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中的好戰友、好朋友,更是傳授法律知識給我的好老師。在我的心目中,他們和其他立法會員工都是立法會中的無名英雄。相信如果沒有他們的支持,我那十年的工作一定會更艱苦困難。為此我內心一直對立法會的所有員工都特別的感恩。

      那天在午餐中,鄭偉和劉德學向孩子們講述了很多發生在那十年中的趣事。他們告訴孩子們,我在工作中很兇,而且對他們的要求非常嚴格,但是幸虧我處事比較公正,對任何一個下屬都是賞罰分明,也永遠對事不對人。因此我在批評或責罵過我的下屬後,很快就把事情忘記了,也因此我不會對任何下屬心存偏見。當然他們和其他立法會的員工一樣,對我很寬容。他們也從來沒有計較曾經受過我嚴厲的批評,甚至責罵。我們那天的午餐也像往日一樣,是在很輕鬆愉快的氣氛中結束了。

      第二天下午,劉德學從微信上給我傳來了一篇文章。文章的標題是《脾氣好的領導不是好領導——罵才是愛(讀後絕不後悔)》它的全文如下:

【脾氣好的領導看似好,其實是一種自私的表現,不想讓你下屬變得強大超過你。

我們要記住:

  1. 越是對你有要求的,說你這不好那不好的,越囉唆的領導,你有這樣的領導一定要好好珍惜,他才是能真正説明你成長的好領導!

  2. 任何強大公司都不會給下屬安全感,而是用最殘忍方式激發每個人變得強大,自強不息!

  3. 凡是想辦法給下屬安全感的公司都會毀滅的,因為再強大的人,在溫順的環境中都會失去狼性!

  4. 凡是想方設法逼出員工能力,開發員工潛力的公司都會升騰不息,因為在這種環境下,要麼變成狼,要麼被狼吃掉!

  5. 最不給員工安全感的公司,其實給了真正的安全感,因為逼出了他們的強大,逼出了他們的成長,也因此他們有了未來!

  6. 如果真的愛你的下屬,就考核他,要求他,高要求,高目標,高標準,逼迫他成長;

  7. 如果你礙於情面,低目標,低要求,低標準養了一群小綿羊、老油條,小白兔。

這是領導對下屬前途最大的不負責任!
因為這只會助長他們的貪婪、無知和懶惰。
讓你的下屬因為你而成長,擁有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並具備了完善的品行。】

      看完這篇文章,我發出了會心的微笑,內心也感到陣陣的溫暖。我相信劉德學之所以發這篇文章的原因是,因為前一天在餐桌上,鄭偉和他都描述了我在那十年中經常“罵” 他們的情景,而當他在回家後,感到有些內疚,所以才給我發了這麼一段文章,以示安慰,並讓我清楚他們四位並沒有把當年挨罵的事情放在心上。其實,雖然我對他們四位來自北大的博士都有很深的感情,也根本不存在對他們有偏愛的情況,但是憑良心說劉德學確實是在四人中被我“罵” 得最多和最兇的一位,為此我也常常深深的自責。不過這些都是事過境遷的不重要的往年事,相信我們雙方也都早已將它們置之腦後了。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我們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十年共事中,將我們該做的事情都做了。如果我們在很多事情中做得不足夠的話,那並不是因為我們沒有盡心盡力,而是那些事實際上是超越了我們能力所及的範圍。

 

曹其真寫於2014511